电视剧是荧屏语文差错的“重灾区”。2009年，《咬文嚼字》应广大读者要求开展“向电视剧‘亮剑’”活动，检查了12部热播电视剧的文字质量。近日，《咬文嚼字》公布了这12部电视剧的文字质量排行表，文字质量比较好、排在前三名的是《解放》《潜伏》《五星大饭店》，文字质量比较差、排在最后面的三部是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《刘老根》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。

　　热播电视剧，整体文字质量要好过一般电视剧，但其中的文字差错还是相当普遍的。活动开展以来，《咬文嚼字》收到了上万条读者意见。在经过核对审议后，专家小组最终认定了679条明显文字差错。这12部电视剧，没有一部无差错，平均每部电视剧有56个文字差错。

　　从这次检查的情况来看，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以下三个。

　　（一）对国家语文法规明显隔膜。

　　以“像”字为例。1986年重新公布的《简化字总表》明确规定恢复“像”为规范汉字。因此“像”与“象”的用法应该分开。这个规定公布已有20多年，在纸质媒体和图书当中，误用这个字的现象已明显减少，然而在这次电视剧的检查中却大量存在。比如“不象话”应为“不像话”，但是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《刘老根》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《士兵突击》《五星大饭店》等剧中，“不象话”反复出现。特别是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《刘老根》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三剧，从头到尾基本是只用“象”不用“像”。其字幕制作者，显然对国家现行语文规范一无所知。

　　另外，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《刘老根》《闯关东》《士兵突击》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中误“啰嗦”为“罗嗦”，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《刘老根》《士兵突击》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中误“愣神”为“楞神”，也属此类。

　　（二）对高频文字差错明显陌生。

　　专业的文字工作者，对经常出现的文字差错是心中有谱的，但电视字幕的制作者却明显“不靠谱”。

　　比如用字。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《刘老根》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《奋斗》《闯关东》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都把“一炷香”的“炷”错成“柱”，《刘老根》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《潜伏》《士兵突击》《闯关东》都把“戴眼镜”的“戴”错成“带”，《刘老根》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《五星大饭店》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都把“度过时间”的“度”错成“渡”，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《刘老根》《解放》都把“挖墙脚”错成“挖墙角”。

　　再如用词。《刘老根》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《士兵突击》《闯关东》《潜伏》《奋斗》《解放》都将“权力”和“权利”混为一谈。特别是《刘老根》，全剧用到“权力”和“权利”的地方，几乎都错了。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《五星大饭店》都分不清“侦察”和“侦查”，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中甚至出现了“是否派出侦查队沿途侦察”的混乱字幕。

　　对高频差错的不敏感，还表现在同一个差错反复出现，最典型的是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该剧男主人公为女主人公写了一首诗：“送你一朵雪莲花，冰清玉洁白无瑕。愿化清香常相伴，扎根边关保国家。”这首诗剧中出现多次，无论是在屏幕显示的字幕上还是在演员手写的文字中，“无瑕”都错成了“无暇”，全剧一错再错，无一例外。

　　（三）对部分基本知识的理解明显走样。

　　比如《五星大饭店》里有个“万乘大酒店”。“万乘”之“乘”，全剧自始至终都读chéng，剧中还有解释：“万乘是中国的古语，因为中国古代的等级是以拥有马匹的数量来计算的，所以拥有一万匹马的人就是最尊贵的……是真正的万乘之尊。”其实，“万乘”的“乘”应读shèng，本义是“车”，古时指四匹马拉的兵车，后以一车四马为一乘。“万乘” 即一万辆兵车，是天子才能拥有的，所以古代以“万乘”指天子。该剧不仅读错了“万乘”，解释也不准确。

　　比如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中杨立仁与史小姐谈论书画。听到史小姐说李煜的《飞禽图》，杨立仁答道：“李煜的《飞禽图》？不错。宋徽宗做皇帝不怎么样，做诗一流，画二流……”显然，杨立仁是把李煜当成宋徽宗了。宋朝开国皇帝是宋太祖赵匡胤，宋朝皇帝都姓赵，宋徽宗怎么可能姓李呢？李煜，五代时候南唐的国主，世称李后主。他擅长诗文，一首“春花秋月何时了”传唱至今。宋徽宗，于靖康二年（1127），和儿子一起被金兵俘虏。他擅书画，其“瘦金书”，自成一家。该剧显然是把这两位皇帝混为一谈了。

　　最粗糙的，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。

　　顺溜从日军手中缴获的那支狙击步枪，在剧中举足轻重。这支枪与当时常见的“三八式”步枪不同，枪管装有消声器，配备了光学瞄准镜，还有半自动10发供弹的圆形弹夹。这种枪是美国的梅尔温·约翰逊设计的，叫“约翰逊M1941式半自动步枪”，仅生产过三万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供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。顺溜是不可能从日军手中缴获这种枪的。剧中还说这种枪“能和小鬼子的三八大盖互用子弹”，这更是外行话。“约翰逊枪”的口径是7.62毫米，而“三八式”步枪是6.5毫米，它们的子弹是不可能通用的。

　　剧中，国民党的第五十五师师长李欢说：“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第三战区十几万官兵坚守在中原，没让日军过桐关一步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你知道吗？”此处有两个差错。在抗日战争历史上，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战区是在江淮一带，中原属于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。而且，在中国的地名中，根本没有“桐关”，李师长说的应是军事重镇“潼关”。从1937年11月7日潼关第一次被轰炸，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，潼关的国民党守军顽强地顶住了日军的长期轰炸，确实没有让日军越过潼关一步。

　　日本投降后，国共两党命令各自部队停止对日军的军事行动。但在这部电视剧中，新四军的命令是“司令陈毅”签署的，这又不对了。1937年10月，江西、福建等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，整编为“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”，简称“新四军”。叶挺任军长，项英为副军长。1941年1月，叶挺在“皖南事变”中被扣押，项英遇害。中共中央随即重建新四军军部，任命陈毅为代军长，刘少奇为政治委员。1945年8月，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军长，饶漱石为政治委员。可见，新四军的最高指挥官是“军长”，而不是“司令”。

　　 热播电视剧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，其中的文字使用是有示范作用的。如果听任电视剧文字差错以讹传讹，势必积非成是，影响正常的语文生活。因此，电视剧的文字工作人员迫切需要学习国家语文规范，提高语文能力与素养，切实提高电视剧的文字水平。电视剧审查制度中应设立文字质量的专项检查，明确规定电视剧文字质量不过关，不准进入市场；同时，电视剧监管部门应对电视剧字幕制作和审核提出资质要求，不具备合格资质，坚决不给予相应资格。

　　首先，对于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这句话本身，我想就我的理解和想法，再做一点补充说明。

　　曹操是目前所知最早给《孙子兵法》作注的人，曹操对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注解是一句话：“未战而敌自屈服”。由于曹操是《孙子兵法》的最早注解者，因此，将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“屈”字解释为屈服，可以判定就是从曹操开始的。此外，曹操的注解中，“不战”解释为“未战”，这一解释的影响，也不应小看。在我手边的这本由上海书店出版、属于民国丛书系列的《孙子十家注》里，曹操之后，先后列有孟氏、杜牧、陈皞、王晳、何氏、张预等人对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注解。诸人之中，陈皞引用了韩信下燕城的故事，张预引用的是《左传》中吴晋黄池之会的故事，其余的则多是一句不太沾边的空话。——陈皞、张预所引的两个故事，跟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本意，也相距甚远，甚至可说是不挨着的。——倒是宋代那位署名何氏（我不了解其为何人）的注者，从《后汉书　王霸传》中引了一段故事，我认为应给予特别的关注，那个故事在《后汉书》里是这样记述的：

　　贼复聚众挑战，霸坚卧不出，方飨士作倡乐。茂雨射营中，中霸前酒樽，安坐不动。军吏皆曰：“茂前日已破，今易击也。”霸曰：“不然。苏茂客兵远来，粮食不足，故数挑战，以徼一功之胜。今闭营休士，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”茂、建既不得战，乃引还营。（范晔《后汉书　卷二十 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》））

　　在我看来，这段故事不仅最接近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本意，而且，故事中的主人公王霸还直接引用了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这句原话！这是一条对于我们准确理解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极为有益，甚至可以说非常宝贵的材料。要知道，王霸从时间上说，还在曹操之前，至少比曹操要早在世150年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在时间上，王霸比曹操离《孙子兵法》文本更近。——当然这一因素并不是单独地、独立地起决定性作用的，但我们至少应该注意到这一因素的存在。而且，从事实来看，王霸对于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理解，显然比曹操要更让人信服，也更到位。——当然这是我的看法。遗憾的是，宋代这位几乎无名的何氏，虽然引用了王霸这条材料，但却没能扭转源自曹操的误解和误导。这是否跟曹操的名气有关呢？

　　进入20世纪，随着《孙子兵法》研究的日益普及、深入，《孙子兵法》中的这句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，也日益成为研究者关注和探讨的热点。据我在网上粗略地搜寻，得知有高锐的《孙子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“全胜”论新探》，文荣任的《从国家利益出发试谈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》，施芝华的《论孙子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全胜战略思想》，黄加林的《孙子的“全胜”战略及其国际关系理论》，任力的《春秋争霸与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》等文章。但这里我要特别提及的，是著名《孙子兵法》研究者郭化若将军。郭将军在《孙子兵法》研究中，从他的角度，对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提出了自己的疑问，并给予这句话一个“不现实”和“不切实际”的判断。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郭化若撰《孙子译注》）郭化若之后，吴如嵩、黄朴民先后以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为题，写过专门的文章。吴如嵩和黄朴民两位先生的文章，跟郭化若的文章之间，有一种逻辑关联性。简单地说，吴、黄两位先生都试图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，来回应郭化若将军的疑问，并对郭将军的判断作某种程度的扭转和矫正。具体地说，吴如嵩先生是把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跟《孙子兵法》的“全胜”思想联系在一起；而黄朴民教授则认为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不宜过分被认为是《孙子兵法》的核心和重要思想成分。在这里，我不得不说，三人之中，郭化若将军对于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理解，其实是最质朴、最直指要害，也最有价值的。郭将军从自己经历过的血与火的军旅生涯中，敏锐地感觉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某种“不现实”和“不切实际”。这既是出于一个人的经验本能，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。但郭老没有想到的恐怕是，问题不是出在《孙子兵法》，而是出在对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理解上。事实上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在《孙子兵法》中，无疑不仅是属于极为核心和重要的思想内容，而且是《孙子兵法》极为独特的标志性思想，——而非像黄朴民教授所说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非《孙子兵法》精髓所在，也不是《孙子兵法》的真切主旨。——也就是说，如果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有问题的，那就意味着《孙子兵法》的军事大厦，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和根基性问题，或者说前提性与结论性问题。这对《孙子兵法》这么一部世所公认的严谨、科学的军事著作来说，是完全不可接受的。因此，在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解释上，我们必须首先回到郭化若将军的疑问，或者说错误判断上来，而不是在一种似是而非的思路主导下，把这句话带向一个远离《孙子兵法》本意的泥沼境地。事实上，只要解答了郭化若将军“不现实”和“不切实际”的疑义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原意和本意，也就其义自见了。无需绕远。也无需为了矫正一个错误，却累积出更多的错误。

　　具体来说，对于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这句话，我们应抓住三个关键词。

　　 一是“兵”，兵在《孙子兵法》里，在不同的句子和语境中，有种种不同的具体语义。在这里，按本人的解释，兵当主要解为战斗力，包括战略（战争、战斗）意图和战斗意志。当然，古汉语有个特点，那就是往往一个字，同时含有多种语义，常有语义并存的现象，而且越古越是如此。（其实在非汉语系统中同样有这种情况，普通又普遍）。也就是说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兵字，除战斗力、战略意图和战斗意志等意思外，当然还含有军队本身的意思，因为战斗力、战争意图和战斗意志等等，主要来自于军队这个主体。但是，现今之人，往往把这个“兵”字简单、单一、在我看来是粗略地译为了“军队”。这样一来，“屈”字也就“顺理成章”地译为“屈服”了。

　　第二个关键词“屈”，这个拙作中有详细的叙述，这里就不重复了，有兴趣者请参看。（这里顺便插一句，我们现在回头看《后汉书》中王霸那个故事，“茂、建既不得战，乃引还营。”是出于屈服么？另外，曾选入中学课本的《墨子　公输》一文，也有屈字，（文中写作诎，《孙子兵法》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本中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屈字，也写作为诎。诎、屈可通用，亦都有表达屈服之意的用法），但在《墨子　公输》中，大家可以看看，那个诎字，　是不是表示公输屈服了。——公输最后是想杀了墨子。这完全不符合我们通常所说的屈服的意思。）　

　　第三个词是“不战”。我们今天很多人，把“不战”，简单地解释为不发生战斗，不通过战争，——曹操所谓的“未战”，影响不可小觑。——须知，在古代，具体地说，在先秦乃至两汉之际，所谓“战”字，是有特殊含义的，兹举例说明如下：

　　凡师，敌未陈（阵）曰败某师，皆陈（阵）曰战，大崩曰败绩，得俊曰克，覆而败之曰取某师，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。（《左传　庄公十一年》）

　　皆阵才能称为“战”。——当然，这个情况，也就是“战”的含义和用法在春秋时，已发生了变化，所以才会有鲁僖公二十二年泓水之战后，子鱼批评宋襄公说：“君未知战”。但有变化，不意味着“战”字的原意，刹那间就消失无影无踪了。

　　又《左传　昭公二十三年》记：

　　戊辰晦，战于鸡父。吴子以罪人三千，先犯胡、沈与陈，三国争之。吴为三军以击于后，中军从王，光帅右，掩余帅左。吴之罪人或奔或止，三国乱。吴师击之，三国败，获胡、沈之君及陈大夫。舍胡、沈之囚，使奔许与蔡、顿，曰：“吾君死矣！”师噪而从之，三国奔，楚师大奔。书曰：“胡子髡、沈子逞灭，获陈夏啮。”君臣之辞也。不言战，楚未陈也。

　　 打成这样，都可以说是“不言战”，可见对于“战”的观念和使用，先秦时期的人们有他们的时代特点。书写、记录的“不言战”，自然是反映和源于观念上的对“战”的理解、认识和界定。

　　另，《汉书　刑法志》中也有这样的句子：

　　故曰：“善师者不陈（阵），善陈（阵）者不战，善战者不败，善败者不亡。”……汤、武征伐，陈师誓众，而放擒桀、纣，所谓善陈不战者也。

　　成汤灭夏，周武伐商，都可以说成是“不战”，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，战没战呢？当然是战了！（《尚书》里甚至说“血流漂杵”。——当然，孟子说他不信。）

　　因此，对于《孙子兵法》中所说的“不战”，　我们就不能轻率地按照今天的字面意思，来简单地翻译成“不打仗”或“没打仗”。这样解释，就把本来涵义极为丰富、复杂、具体的“不战”，抽空了，抽象了，抽干了。让我们再想想王霸的那个故事吧。其实，还有一个事例，离孙武本人更近。

　　吴子问于伍员曰：“初而言伐楚，余知其可也，而恐其使余往也，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。今余将自有之矣，伐楚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楚执政众而乖，莫适任患。若为三师以肄焉，一师至，彼必皆出。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出，楚必道敝。亟肄以罢之，多方以误之。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，必大克之。”阖庐从之，楚于是乎始病。（《左传　昭公三十年》）

　　《左传》这段文字中没有提到孙武，这是另一桩公案，在此不表，但《吴越春秋》说这一段是跟孙武有关的，《史记》似乎也间接持此说法，如今学界多数学人似乎至少也是默认的。在上述《左传》这段文字之后的第六年，发生了著名的柏举之战。我想，再也没有比这个事例能更好地说明什么是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了。——柏举之战正式开打前，或者说，在吴攻楚潜、六地之前，吴楚两军之间，战还是没战呢？肯定是处于军事的对峙、磨擦、胶着、张力、消耗之中，但正式的战争，甚至战斗无疑并没有出现和开始，吴楚两军甚至没有真正的接触，何来“战”呢？然而，楚军就在这种状态中，被吴人给“屈”了。所以，才会有柏举之战，吴军千里奔袭楚都，楚军一败涂地，楚国近乎陷于灭国境地的结局。

　　其实，只要稍微用心留意，人们是很容易从诸如下象棋、下围棋，武术，体育竞赛，乃至商场角逐，以及一切有竞争性活动中，发现和领悟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丰富义涵。这个所谓“不战”的世界，其实复杂而具体，充满细节性和技巧感。它绝不像今人所想象的，只是一种空洞、抽象的所谓战略威慑（这种说法还相当主流，但你在王霸的故事里，能看到威慑么？），也绝不仅仅是区区“计谋”两个汉字所能涵盖的。

　　 最后，我想说明一下，我之所以花如许力气来重新解释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意思，一个主要背景和驱动，是由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所引申的结论和观念而挑起的。拙作《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涵义》已经说明，将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译成不战而使敌军屈服，导致了今人认为《孙子兵法》里含有和平主义的思想，即含有否定、取消战争的思想倾向。但在拙作中，并没有直接给出这一立论所针对的依据。现在，为了不让读者猜想或误以为我是不是无的放矢，我在这里，还是引用一段材料吧。

　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想，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孙子非常重视用政治、外交的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纷争，反对轻启战端。他认为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“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。”可以说，孙子的学说也是争取和平的学说，对于今天处理国家间的关系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。大家知道，本世纪已经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，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当今世界，两极体制已经解体，国际战略格局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。迷信武力，恃强凌弱，甚至干涉别国内政，决不可能给世界带来和平。因此，正确认识和广泛宣传孙子的“安国全军”的思想主旨，无疑将给世界人民争取与维护和平、制止和反对战争的活动，增添有益的思想武器。中国有句老话：“自古知兵非好战”。它表达了中华民族酷爱和平、反对穷兵黩武、渴望天下安宁的共同愿望，也反映了东方兵学的思想境界。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。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今后强大起来了，也永远不会称霸。当然，我们反对战争，但决不惧怕战争。正像孙子主张的那样，“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”。只有建立巩固的国防，国家安全才能有可靠的保障。我们今天来研究孙子，正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战争与和平的相互关系，积极发展遏制战争的因素，创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，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。（在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）

　　这是一位中国军队领导人（或许应该说是军队前领导人？但这个应该不重要吧。）的发言。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话，并不是想对这份发言稿有何评议。事实上，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，领导的发言稿，虽说也会含有领导本人的意思在，但文稿本身，往往出自秘书班底。而秘书班底之所以会这么写，其实反应出《孙子兵法》的研究领域，或在更大范围的学界，大家是认可这种说法的。所以一份领导的发言，往往反应出学界的状况。因此，我引用这段文字，其实也就是瞄准月亮打星星。

　　另外，我要补充一句的是，从《孙子兵法》里读出和平主义，和平主义主题本身，毫无疑问是正确的。我所指出的只是，很遗憾，它很可能并非《孙子兵法》的原意和本意。这种对于《孙子兵法》的研究，因于现今的状况，而改变了《孙子兵法》的本意的情况，我把它称为“在高尚中扭曲，在扭曲中高尚”。当然，这又非《孙子兵法》研究所独有了。

　　最后，简要回应一下易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几个说法。

　　一，易先生说“所谓‘谋攻之法’，讲的就是攻城啊！”，这一点恕在下万万不敢苟同。关于本人对《谋攻篇》的看法，拙作中已有交待，兹不复言。

　　二，易先生文中提到拙作引用了黄朴民教授关于伐交的观点。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，我引用黄教授的观点，只是觉得黄文开始改变由来已久的把伐谋说成是政治，把伐交说成是在外交的一套旧说（我认为此说以军事科学院的《孙子兵法新注》为主要代表）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赞同黄教授对于“伐交”所做解释的观点。

　　三，关于“全国为上”那一段，这是个更大的问题了，此文完全无法展开细说。但有一个细节，我要稍稍纠正一下易先生，那就是对“国”字的解释。“此处之‘国’，也非今天所谓‘国家’，而是‘国都’，即‘都城’。春秋时代，诸侯的封域，叫‘邦’。邦，才相对于今天的‘国家’。”这里可能是易先生疏忽了，其实易先生只要翻一下《左传》，就会明白了，——不是易先生说的这样的。

　　最后，——真正的最后，我已经最了三次后，——易中天先生乃海内名望之士，国中无人不晓，然而对于网络上一位姓氏出处俱不甚了然的无名之辈，蓦然邂逅，竟能坦陈肺腑，慷慨相引，不吝美词，套用一句流行语说，为什么是易中天？由此观之，不亦宜乎？

　　再次真诚感谢易中天先生。

　　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是《孙子兵法》中的名言。这句话，过去一般都理解和表述为“不用发动或进行战争，就让敌人屈服、投降”。有人还把它和马谡的“攻心为上”、赵藩的“自古知兵非好战”联系起来，甚至认定孙武是主张和平主义的。

　　对于这种解释，我心里一直犯嘀咕。嘀咕的原因，是不理解这样重要的一句话，为什么会安排在《谋攻》篇。我们知道，《孙子兵法》的结构，是从战争的策划和预谋开始，一直讲到火攻和间谍。这两个，一个最“残忍”，一个最“卑劣”，都没有和平主义所必须的人道精神。实际上，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，从头到尾都在讲战争，讲打仗，没有一篇讲“反战”。其中前三篇，对应的正是当时战争的三个阶段──庙算、野战、攻城，李零先生称之为“战争三部曲”（《兵以诈立》）。如果孙武是赞赏“不用发动或进行战争，就让敌人屈服、投降”的，就应该再写一篇《不战》或《非战》，而且放在卷首。第一句话，仍然可以是现在的第一句──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”。然后分析战争的种种不利，比如成本高、风险大等等（这些内容《孙子兵法》中都有），然后再提出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，为什么要在讲攻城的《谋攻》篇说呢？

　　接下来那句话，也很可疑。在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之后，孙武说什么呢？他说“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，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”。这句话，也应该放在《不战》篇呀（如果有这一篇的话）！而且那次序，似乎也应该是“上兵伐交，其次伐谋”才对。也就是说，先搞外交，再搞阴谋（比如和平演变）。实在不行，就开打。

　　这些问题，我一直想不通。

　　最近，在“天涯社区”的“关天茶舍”读到一篇文章，让我茅塞顿开。这篇文章的题目，叫《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涵义》。作者署名“洛克”，发帖网友为“小园香径长”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作者运用校勘学中的“本校法”，得出一个结论──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“屈”，首先应作“短缺”或“不足”解。也就是说，在攻城之前，先让敌人的军事能力（包括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）严重短缺，根本无力抵抗。接下来，就有可能实现“不战而胜”的目标。但要说清楚，这个目标，只是攻城阶段的战术目标。至多，也只是战役目标，绝非战略目标。

　　这样一说，就明白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这句话，为什么会在《谋攻》篇了。同时也就不难理解，紧接着这句话，孙武为什么会说“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”云云了。因为他的意思，就是“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”。为什么？因为攻城的成本太高。李零先生的说法，叫做“野战是吃肉，攻城是啃骨头”。何况到了攻城阶段，敌人已无路可退，很可能会拼死一战。困兽犹斗嘛！所以，这个阶段，最好是智取。其次，是谈判（洛克先生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黄朴民教授的研究，把“伐交”解释为“观兵”，即耀武扬威，也通）。再次，是把敌人诱出城来，歼灭。最不好的，是硬攻。硬攻的结果，得到的很可能是一座死城和世代的仇恨。

　　更何况，硬攻，也不一定攻得下来，自己的损失倒有一大堆（《孙子兵法》有具体而详尽的描述）。因此孙武说：“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毁人之国而非久也，必以全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顿而利可全，此谋攻之法也。”所谓“谋攻之法”，讲的就是攻城啊！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这句话，放在讲攻城的《谋攻》篇，正合适啊！

　　由此可见，孙武根本就不是什么“和平主义者”。《孙子兵法》，也没什么“反战主张”。该书的主张是：打，要打，必须打。剩下的问题，只不过“怎么打”。《孙子兵法》，就是一部讲“怎么打”的书，即不折不扣的“兵书”。

　　想通这一点，要感谢洛克先生。

　　另外，洛克先生将《孙子兵法》的思想主脉，概括为“仗不能随便打，要打就得打赢，打赢不能成惨赢”这样三句话，我也很赞成。

　　不过，洛克先生认为，孙武所谓“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”云云，要保全的，是“我国”、“我军”，不是“敌国”、“敌军”，这一点我不同意。第一，《谋攻》篇讲的是攻城。春秋的战争，攻城在野战之后。所以《孙子兵法》的次序，是先讲庙算（《始计》篇），再讲野战（《作战》篇），再讲攻城（《谋攻》篇）。野战的地点，多半在两国交界处，所以叫“疆场”。到攻城阶段，双方早就不在“疆场”，“我军”也早已深入“敌境”，而且到了他们的心脏部位，根本不存在保全“我国”的问题。第二，此处之“国”，也非今天所谓“国家”，而是“国都”，即“都城”。春秋时代，诸侯的封域，叫“邦”。邦，才相对于今天的“国家”。所以孔子的说法，是“邦有道，则知；邦无道，则愚”。这里的邦，就是国家。国，则是都城，是邦的中心。当然，邦和国，这两个字，也有混用的。汉代为了避高祖的名讳，把许多古书的“邦”，都改成了“国”。所以《孙子兵法》的“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”，原文究竟是“全国”，还是“全邦”，也不能肯定。但是，《谋攻》篇毕竟是讲攻城的。则此处所谓“国”，就应该是“国都”，即“都城”。谁的都城？当然是敌人的。兵临城下的，是“我军”嘛！

　　那么，所谓“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”，如何解释？我认为，这里的“全”，可以理解为“完整”。因此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：攻破这座城市，活捉或杀死其国君，是下策。让他们举城投降，让“我军”得到一座完好无损的城市，才是上策。这不是洛克先生讥笑的“维和”，而是真正的“全胜”。

　　其实，在孙武那里，所谓“全国”，恐怕从来就不是发慈悲。作为伟大的军事家，他也绝不会愚蠢到把战争看作慈善事业。所以，一旦不能“全国”，多半还是要“破国”的。只不过，那是下策，是不得已。为什么？不合算。实际上，正如洛克先生所指出，《孙子兵法》通篇贯穿着危机意识和成本意识，“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”被反复强调（《九地篇》和《火攻篇》）。主张在攻城阶段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，主张“全国为上”，正是这位“精算师”精密计算的结果。他要的，仍然是“产出投入比”和“效益最大化”啊！

　　当然，有一个问题，洛克先生问得也很好，那就是在说完“全国”之后，为什么还要一路不惮繁缛地从军说到旅，从旅说到卒，从卒说到伍？怎么着，也用不着婆婆妈妈“碎嘴”到这种地步吧？这个问题，我也没有想通，诚望大方之家赐教焉！

【原文】

　　子贡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上矣。”
　　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弟焉。”
　　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硁硁①然小人哉！抑亦可以为次矣。”
　　曰：“今之从政者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噫！斗筲之人②，何足算也？”

【注释】

　　①硁硁（kēng）：浅薄固执的样子。②斗筲（shāo）之人：”指器量狭小的人。斗，古代量名；筲，竹筐，容量不大；斗、筲喻度量的狭小。

【译文】

　　子贡问道：“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士？”孔子说：“做事有羞耻之心，出使外国能很好地完成国君的使命。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士了。”
　　子贡说：“敢问次一等的。”孔子说：“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，乡亲们称赞他尊敬兄长。”
　　子贡说：“敢问再次一等的。”孔子说：“说话一定守信，做事一定有结果，这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！或许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吧。”
　　子贡又说：“现在执政的那些人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唉！这些器量狭小的人怎么能算得上呢？”

【读解】

　　“士”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，与近代文化中的知识分子相近。在商周时代，士属于贵族中的下层，到春秋时代，则成了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。孔子生活在这个时代，他本人也是这个阶层中的一页。所以，他和他的学生们对士有过各种论述。比较著名的如《里仁》篇孔子说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又如《泰伯》篇曾子说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这些论述，都近似于我们今天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样，对“士”给予了较高的评价，赋予了社会历史的重任。在本篇中，孔子又与子贡讨论了不同层次的士的标准。

　　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一个层次的士是参与国家大事的“入仕”的士，或者说是“用之则行”，“达则兼善天下”的士。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二个层次的士是在乡赋闲，没有在朝廷做官的士，或者说是“舍之则藏”，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士。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三个层次的士是拘泥固执，不知通权达变的“硁硁然小人哉”的士，这种士是勉强可以称得上的，实际上不太够格的士。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的品质。不少格言、座右铭一类的书籍都把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作为孔子的格言而加以传播推广，可孔子却明明说这种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的人是“硁硁然小人哉！”孟子说得更为清楚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孔孟的论述一反一正而现点却一脉相承，都是反对一味地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要求“惟义所在”，一切用“义”来衡量。只要合乎“义”，也就‘唁不必信，行不必果”了。这种通权达变的思想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。一方面，孔子说过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（《为政》）孟子也说这：“君子不亮（通“谅”，即信）。恶乎执？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君子不讲信用，怎么能有操守？孔子、孟子对“信”的论述都是很多的。但另一方面，又的确不能拘泥固执于“信”上而不知变通。这正如孔子与叶公谈论关于“直”的问题一样。叶公认为父亲偷羊儿子告发是“直”，孔子却认为应该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这才是“直”。这是用孝、慈的礼数来变通。同样的，在“信”的问题上也一样，应不应该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要用“义”来变通。比如说你对你的敌人也讲信用，那岂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吗？

　　所以，我们既要讲信用，又要根据实际情况，用“义”的原则来进行变通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自己超脱出来，不做“硁硁然小人哉”的读书人，而做一个通权达变的人。所谓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，实际上也蕴含着这样的道理在内。

　　人生不可以重复记录，记录错误了就错了，“我错了就改”的想法是要不得的。如果真实的本质被人为地掩盖了，那么即使哪一天良心发现了，也容不得你红线冲正了。故曰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也。

　　俗话说：“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”一如物质不灭定律，不依某人的强权与意志为转移，否则就坠入一叶障目和掩耳盗铃的情况。那么，要想在人的生死簿上不做假账，靠什么来保证呢？就我看来，惟有以诚信为尺度来审查计量人生。

　　关于“诚”。孟子在《孟子。离娄上》云：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诚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诚而不动者，未之有也；不诚，未有能动者也。”孟子想要告诉人们的是，“诚”是顺应天道与人道的基本法则。

　　关于“信”。孔子与门徒子贡交谈时曾经提及，《论语》如是记载：“子贡问政，子曰：”足兵，足粮，民信之。‘子贡又问：“逼不得已而去之，与斯二者，何先？’子曰：”去粮‘“。由此可见，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方面，即使失去”兵“、”粮“，也没有失”信“于民可怕。

　　关于“诚信”。《管子。枢言》讲“先王贵诚信。诚信者，天下之结也。”意思是诚信是团结人心，凝聚人心的可靠保证。

　　内诚实于心，外取信于人，是诚信的内涵和外延。它是一个有义气血性之人立于旷世的资本与条件。刘备和诸葛亮以诚信为本，由破落的皇室后裔和隐居山野的穷书生相互搀扶，感召天下，方能成就霸业，入主巴蜀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。王安石坚持“一诺千金”，才能革除旧制，推行变法。温家宝总理在国家会计学院视察时，也题词“诚信为本，操守为重，坚持原则，不做假账”。

　　诚信，无论被称为立学之本。立业之道还是立国之源，归根到底，是由每一个人的诚实信用组成，所谓涓涓细流汇成大海。点点滴滴的个人诚信日积月累，构成良好的社会化的诚信道德风尚。因此，我盼望有这么一种境界，就像孔老夫子所言：“吾日三省吾身——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

　　用“诚信”这一标准审计自己的人生，必将会成为仁人志士所奉行的生活座右铭。

　　奴才是什么？是能心甘情愿地为权势者效忠以获取额外好处的人。这里有两个关键点，一是图利，二是愚忠。其实，奴才未必都是天生的，但为了图利而不得不对主子唯唯诺诺，忍气吞声，长期以往形成了奴性。奴性养成，也就自然心甘情愿了。

　　上有所好，下有所图，这是主奴关系的基础。如果从主子的角度看，奴才俯首帖耳，言听计从，投其所好，用起来既顺心，又省事。但仅仅是家奴也就罢了，好歹关起门来是私事，利弊自己承当。但如果是执掌公器的人也是这种心态，问题就严重了，凡事以我为中心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为一己之私亲小人，远君子，奴才就能大行其道，成全了主子，损害了公益。

　　主奴关系的核心还在于利益。主子可以得到奴才的效忠与帮衬，奴才可以得到主子的庇护和提携，各有所图，互惠互利，也就成了“利益共同体”，双方自然要努力维护这种关系，所以奴性的蔓延持续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　　奴才与奴隶是不大相同的。奴隶更多的是被迫的，属于主人的物品，没有财产，失去了人身自由。但约束的压力解除，恢复自由还不太难。奴才丢失的是独立人格和尊严，可以称之为精神上的奴隶，即便有自由身，但精神的桎梏却最难解脱。从这种意义上讲，奴隶更多是物质的，奴才更多是精神的；奴隶是显性的，奴才是隐性的。因此，解放奴隶较易，改造奴才尤难。

　　有这样一种说法：奴才多低能、弱智，与蠢材有很大的交集。而作为补偿，上帝赋予他们一张厚脸皮，以示公平而非厚此薄彼。这不无道理，但也太小看了奴才了，因为奴才很多是伶俐乖巧，聪明过人的，不然怎能得主子宠爱，讨主子的欢心？他们不只用了自己的聪明伶俐，还把人格尊严作为利益的交换品了。

　　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为奴才提供了适宜生长的土壤，这种社会环境压抑人的精神，扭曲了人的性格，使很多人的骨子里深深地植入了奴性。奴性对人性的侵蚀好比吸毒上瘾，沾染上了就很难戒。但在另一方面，主奴关系是可以转换的。有的人是主子，只是在奴才面前才是主子，而在其他的主子面前却是奴才；有的人是奴才, 只是在主子面前是奴才，而在其他奴才面前却是主子。这种转换的标准还是权力，所以鲁迅说：“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，有权时无所不为，失势时即奴性十足。”，由此看来，不管作何种转换，无论主性还是奴性，于人性的摧残戕害都是一致的。

　　 刘再复先生曾在《传统与中国人》中分析了国民身上根深蒂固的弱点：主性与奴性。所谓主性，是指那些无视基本人权，横行无忌，虐杀无辜的劣根性；所谓奴性，是指那些自甘为奴隶、泯灭自我和良知，甘心情愿处于非人的地位或处境的劣根性。无论为主或为奴，它们都典型地体现了对‘人’的扑杀、压缩、抑制。由此，造成中国人性格上的双重性。

　　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性格双重性的弊端：长期在封建专制下生活，思想逐渐变得麻木起来，只会服从，不会选择，逆来顺受，不敢反抗。平时谨小慎微，忍气吞声，显得胆小如鼠，奴性十足；冲动时则是怒发冲冠、血气方刚，表现出豪气冲天，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又容易走极端，通过造反来改朝换代。于是完成了一个轮回：奴才成了新主子，新主子还是需要奴才。周而复始，主奴关系仍然稳定，这导致了中国历史发展陷入了一个怪圈。

　　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，在各种社会形态中，只要容许奴才与主子结盟把持，在主奴劣根性弥漫的文化氛围里，自由的精神、鲜明的个性无法发扬广大，而缺乏自由精神的雨露，人类想象力，创造力之花就会枯萎，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也就成了无本之木，无源之水，这样的世界必然是灰色暗淡的。为什么我们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这么难，为什么人们不善于遵守法制而畏惧权势，为什么人们习惯墨守成规，而缺乏自由与创新，从中也许能找到部分原因。

　　 一个连自由思想的习惯都没有的人，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个连思想自由表达都不能做到的民族，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发达的民族。我们何时可以自由的，充分而无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意见？先从铲除自身的奴性开始吧。

　　摘自所有所思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da7c4f10100c6xr.html

　　茨温格尔宫有许多珍贵的藏品，如米开朗基罗的雕塑，拉斐尔的画，鲁本斯的画。拉斐尔的《西斯廷圣母》，是该博物馆的镇馆之作。圣母，圣子，皆望着远方，心事重重，神情忧伤；虽不同于耶稣上十字架般的悲怆，或最后的晚餐般的诡异，也让人或更让人怦然心动。但解说员马上说，圣母本也不属于他们，是前些年从拍卖会上买来，专门作为镇馆之用。如此庄严的意境，突然和“拍卖会”联在一起，啼笑皆非之外，让我马上回到了现实。

　　这位解说员是位中年女性，也算快人快语。她接着把我们领到鲁本斯一幅画前。这幅画画的是赫拉克勒斯。但他不是平日的英雄模样，而是喝醉了；旁边虽有人搀扶，仍步履蹒跚，嘴里嘟囔着什么。酒精把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,或一个人想借酒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，是百年千年的常态。这幅画也让我感动。但解说员大姐马上说，这幅画画出后，卖给当时一个贵族；这位贵族喜欢动物超过喜欢人，不管这人是常人或是英雄，英雄清醒着或是喝醉了，对鲁本斯说，要想让我买这幅画，能否再给我往画上加十二头小动物？鲁本斯为了卖掉这幅画，马上说：“行。”便在这画的犄角旮旯，又加了十二头动物。大姐不说，我还发现不了这些生灵；一待发现，此画马上显得不伦不类，让人啼笑皆非。大姐又指着对面一幅画说，那幅画是这幅画的翻版，同样是鲁本斯画的；是另外一个贵族看到这画，喜欢，又找鲁本斯来画；但他不喜欢小动物，只喜欢上边的人，于是这些小动物便不见了。接着，这位贵族不喜欢赫拉克勒斯裸体上遮挡的白纱，想换成红纱；于是遮挡赫拉克勒斯腰间的白纱，便换成了红纱。

　　大姐又带我们走到一不知名的画家的画作前，说这幅画本来是画一年轻女人和一孩子；待年轻女人画出后，一位贵族看这女子长得漂亮，便说，别画孩子了，画我，让她坐我腿上。于是女子便坐在了这贵族腿上。但从画上看，这贵族长得实在太难看了，类似武大郎，便应了中国一句话，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本来他们身侧的另半面画布，还画着日常的生活场景，当时的桌椅板凳和盘子碗；另一贵族看到这画，也喜欢；但他喜欢的不是人，而是另一侧的盘子碗；便对第一个贵族说，你喜欢人，我喜欢盘子碗，干脆，各出一半钱，一分为二；于是，一刀下去，一幅画成了两幅画。只有人的半边饱经岁月和沧桑留了下来，女子一直坐在丑男人腿上，另一些盘子碗不知哪里去了。

　　大姐一口气讲完，回头看我，我有些惶恐。她接着说了一句歌德般的哲言：艺术，就这样，来源于消遣；是时间，把它们变严肃了。

　　我半天不敢接话。

　　出了皇宫，擦了擦头上的汗，我深以为然。

　　附录：上回我写道，常见此地人人手一瓶啤酒在街上走，边走边喝，旁若无人。看来我错了。有手持一瓶的，也有手持两瓶的，还有手持身挂四瓶者，边走边喝，也旁若无人。

转帖自刘震云新浪博客

　　第一个层面：语言文字层面。

　　鲁迅文章，语法不规范，受外语影响，有文言成分，诘屈聱牙……这一类说法早已有之，于今为烈。据说，有人甚至以专门给鲁迅文章挑语法错误写成博士论文的。对于这个问题，正如我昨天的文章所指出的，挑剔鲁迅文章语言瑕疵的人，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懂“语言是不停变化着的、语言是约定的、作家是可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的”这三个大道理。以今天的语法知识、以中小学语文教师教育学生的方法，衡量、批评鲁迅文章的语言，都是不可取的。比如说，自称是中国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人的台湾作家李敖，他说鲁迅杂文不好，第一条理由就是：“他（鲁迅）的杂文是受日本语法影响，也有一种文言文转过来的，不够成熟。所以他的文字很别扭。”这样的说法，就是完全不懂“语言是不停变化着的”这个道理所致。按照今天人的语言修养和语法知识，不要说周秦古文，就是隋唐时期的敦煌变文、元杂剧、明清历史小说、民国世情小说，它们的语言也都是别扭的。如果李敖先生的作品五六十年以后还有读者，他们一定也会觉得，他的语言是别扭的。我敢断言，李敖的作品，决无如下可能：五百年以后的人还觉得是顺畅的，合乎那时语法规范的。我不太清楚李敖的白话文标准是什么样的，如果说是越接近大众日常口语就越好，那么，我认为，老舍、赵树理、王朔的白话文就都是李敖所望尘莫及的。

　　第二个层面：文学艺术层面。

　　文学艺术层面，原本是主张删减鲁迅文章者最应该着力论证的问题。因为，中学语文教育，文学教育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。编辑教材，选录文章的时候，作家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，都理应是重要的参考因素。一套好的中学语文教材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应该能够反映本国文学史的大致轮廓。至少，不应该跟文学史常识背道而驰。一流作家的作品一篇不收，大量收录三四流和不入流作家的作品，这样的语文教材，是很难想象的。但是，很遗憾，迄今为止，我还没有读到主张删减鲁迅文章者这方面像样的论述。就连李敖先生，对于鲁迅的文学成就，他都没有彻底否定，他都曾经说过，《阿Q正传》是非常好的书。如果不能把鲁迅从“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”的宝座上拉下来，如果不能彻底否定“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作家”的事实，那么，删减鲁迅文章的做法，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就是不得人心的。

　　第三个层面：思想功能层面。

　　中国目前的社会情况跟五四时代不一样了，鲁迅思想过时了，鲁迅的批评精神没有现实意义了等等，听起来颇有道理。但是，他们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：中学语文课本入选鲁迅文章，并非因为鲁迅是政治家，而是因为：鲁迅是文学家。文学跟政治不能画等号，这个道理，连封建时代的帝王（例如唐太宗李世民）都拎得很清楚，二十一世纪的学者居然一无所知，岂非咄咄怪事？退一步讲，即使把鲁迅看做思想家（政治家他绝对不是），作为文化启蒙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作家，鲁迅的价值也未必已经完全消失。因为，正如有人所指出的，由于救亡运动的猝然降临，中国的那场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。今天还需要动用举国行政资源，大讲“科学发展观”，未尝不可以看做是五四运动最主要的内容之一（欢迎“赛先生”）的继续，继续启蒙。有人说，鲁迅的作品太难，中学生理解不了。这种说辞，除了公开承认教育滑坡之外，没有任何好处。中学生不懂，中学教师懂就可以了，他们可以讲解给学生听啊。不懂，才要教；学生都已经懂了的东西，要教师、教育部干什么？也许，有人是因为鲁迅的文章，现在的学生不感兴趣，课不好教。我认为，这不是篇目多少的问题，而是篇目选择的问题，《鲁迅全集》里，有的是妙趣横生的篇章。另外，我认为，初中级教育不能太迎合学生的口味，按照学生的口味，当然是越轻松越好，越娱乐越好——比起鲁迅，中学生一定更喜欢琼瑶，更喜欢金庸。琼瑶、金庸的作品，不需要教师煞有介事地在课堂上讲解，学生自己完全能够阅读。有人说，现在是讲和谐的时代，不需要鲁迅的批评精神。这种说法，只能用“肤浅”两个字加以评价。和谐不是掩盖矛盾，而是解决矛盾，理顺关系，各得其所，安居乐业。如果讲和谐就不能有批评精神，那么，现在是和平时期，回顾战争历史、进行战争准备都没有必要了，国歌也应该把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更换成《我们走进新时代》或者《越来越好》了。

　　第四个层面：政治情仇层面。

　　有些人之所以厌恶乃至憎恨鲁迅，是因为鲁迅在某时期被某领袖捧得很高，树得很大。不喜欢某时期、某领袖，于是恨屋及乌，不喜欢鲁迅。这种情仇情结，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。人非草木，情绪难免。但是，作为知识分子，只有这样的逻辑水平，只有这样的相关历史知识，我认为是很不应该的。有人拿着工具犯罪，但是，工具是没有罪恶的。尽管鲁迅本人也是有他的政治理念、政治倾向的，尤其是晚年，但是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，他的核心价值是文学成就。鲁迅的文学成就，不会因为曾经被高度评价和得到过特殊优待而降低，而减少。实际上，正如一些文学史家所指出的，鲁迅本质上是一位偏激、自由（特立独行）的非主流作家，他被执政党看中并加以推崇，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。即使被利用，鲁迅主要也是被利用于凝聚民族力量，鼓舞斗志，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动。鲁迅精神，对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等政治运动并没有多少利用价值。鲁迅精神最忠实的信仰者胡风，在政治运动中九死一生，恰恰证明，鲁迅精神跟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等政治运动其实是格格不入的。据说毛泽东曾说过，鲁迅活到建国后，只有两个选择：要么识相不说话，要么坐在监狱里继续写作。这也足以说明，鲁迅的被捧被树立，是一个历史的误会。有些人以鲁迅曾经领过国民政府的薪水、没有写文章直接骂国民政府、曾经在外国租界避难等为理由，贬损鲁迅。这样的论者，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：鲁迅只是一个文学家。他不是军人，他这个“战士”，是文化的战士，并非荷枪实弹的职业军人；文学家的战斗方式跟职业军人不可能完全一样，也不必完全一样。再说，就像鲁迅所说的，军人也有使用壕堑战的时候，也要在战壕里吸烟，娱乐。鲁迅对于社会、制度、国民性的剖析、批判，用的都是文学的手法，不是市井百姓的破口大骂。因此，他的骂，需要有一点文学修养的人才能看出来。谁能够通读《鲁迅全集》而读不出鲁迅骂当时政府（包括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）的意思，我就对谁佩服得五体投地——他的眼睛瞎的程度，可以进吉尼斯世界记录了！

　　除了上述四个主要层面的原因之外，应该还有其他一些次要层面的原因，例如私心层面：有些作家以为挤掉一些鲁迅的文章，就可以排进一两篇自己的东西。或许，这背后还有若干书商在上下其手。

　　说了半天，我本人其实不怎么反对删减中学语文课本里鲁迅文章的数量。至少是几十年之内，鲁迅本人渴望的自己文章“速朽”的结局，还难以成为现实。有关教育部门执意删减鲁迅文章篇目，除了表明自己的平庸、堕落之外，对鲁迅及其作品不会有丝毫的损伤。当然，权力在手，即使把鲁迅的文章悉数逐出中学语文课本，他们也是做得到的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