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
　　子贡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上矣。”
　　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弟焉。”
　　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曰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硁硁①然小人哉！抑亦可以为次矣。”
　　曰：“今之从政者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噫！斗筲之人②，何足算也？”

【注释】

　　①硁硁（kēng）：浅薄固执的样子。②斗筲（shāo）之人：”指器量狭小的人。斗，古代量名；筲，竹筐，容量不大；斗、筲喻度量的狭小。

【译文】

　　子贡问道：“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士？”孔子说：“做事有羞耻之心，出使外国能很好地完成国君的使命。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士了。”
　　子贡说：“敢问次一等的。”孔子说：“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，乡亲们称赞他尊敬兄长。”
　　子贡说：“敢问再次一等的。”孔子说：“说话一定守信，做事一定有结果，这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！或许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吧。”
　　子贡又说：“现在执政的那些人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唉！这些器量狭小的人怎么能算得上呢？”

【读解】

　　“士”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，与近代文化中的知识分子相近。在商周时代，士属于贵族中的下层，到春秋时代，则成了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。孔子生活在这个时代，他本人也是这个阶层中的一页。所以，他和他的学生们对士有过各种论述。比较著名的如《里仁》篇孔子说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又如《泰伯》篇曾子说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这些论述，都近似于我们今天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样，对“士”给予了较高的评价，赋予了社会历史的重任。在本篇中，孔子又与子贡讨论了不同层次的士的标准。

　　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一个层次的士是参与国家大事的“入仕”的士，或者说是“用之则行”，“达则兼善天下”的士。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二个层次的士是在乡赋闲，没有在朝廷做官的士，或者说是“舍之则藏”，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士。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三个层次的士是拘泥固执，不知通权达变的“硁硁然小人哉”的士，这种士是勉强可以称得上的，实际上不太够格的士。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的品质。不少格言、座右铭一类的书籍都把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作为孔子的格言而加以传播推广，可孔子却明明说这种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的人是“硁硁然小人哉！”孟子说得更为清楚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孔孟的论述一反一正而现点却一脉相承，都是反对一味地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要求“惟义所在”，一切用“义”来衡量。只要合乎“义”，也就‘唁不必信，行不必果”了。这种通权达变的思想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。一方面，孔子说过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（《为政》）孟子也说这：“君子不亮（通“谅”，即信）。恶乎执？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君子不讲信用，怎么能有操守？孔子、孟子对“信”的论述都是很多的。但另一方面，又的确不能拘泥固执于“信”上而不知变通。这正如孔子与叶公谈论关于“直”的问题一样。叶公认为父亲偷羊儿子告发是“直”，孔子却认为应该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这才是“直”。这是用孝、慈的礼数来变通。同样的，在“信”的问题上也一样，应不应该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要用“义”来变通。比如说你对你的敌人也讲信用，那岂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吗？

　　所以，我们既要讲信用，又要根据实际情况，用“义”的原则来进行变通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自己超脱出来，不做“硁硁然小人哉”的读书人，而做一个通权达变的人。所谓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，实际上也蕴含着这样的道理在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