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，对于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这句话本身，我想就我的理解和想法，再做一点补充说明。

　　曹操是目前所知最早给《孙子兵法》作注的人，曹操对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注解是一句话：“未战而敌自屈服”。由于曹操是《孙子兵法》的最早注解者，因此，将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“屈”字解释为屈服，可以判定就是从曹操开始的。此外，曹操的注解中，“不战”解释为“未战”，这一解释的影响，也不应小看。在我手边的这本由上海书店出版、属于民国丛书系列的《孙子十家注》里，曹操之后，先后列有孟氏、杜牧、陈皞、王晳、何氏、张预等人对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注解。诸人之中，陈皞引用了韩信下燕城的故事，张预引用的是《左传》中吴晋黄池之会的故事，其余的则多是一句不太沾边的空话。——陈皞、张预所引的两个故事，跟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本意，也相距甚远，甚至可说是不挨着的。——倒是宋代那位署名何氏（我不了解其为何人）的注者，从《后汉书　王霸传》中引了一段故事，我认为应给予特别的关注，那个故事在《后汉书》里是这样记述的：

　　贼复聚众挑战，霸坚卧不出，方飨士作倡乐。茂雨射营中，中霸前酒樽，安坐不动。军吏皆曰：“茂前日已破，今易击也。”霸曰：“不然。苏茂客兵远来，粮食不足，故数挑战，以徼一功之胜。今闭营休士，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”茂、建既不得战，乃引还营。（范晔《后汉书　卷二十 铫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》））

　　在我看来，这段故事不仅最接近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本意，而且，故事中的主人公王霸还直接引用了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这句原话！这是一条对于我们准确理解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极为有益，甚至可以说非常宝贵的材料。要知道，王霸从时间上说，还在曹操之前，至少比曹操要早在世150年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在时间上，王霸比曹操离《孙子兵法》文本更近。——当然这一因素并不是单独地、独立地起决定性作用的，但我们至少应该注意到这一因素的存在。而且，从事实来看，王霸对于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理解，显然比曹操要更让人信服，也更到位。——当然这是我的看法。遗憾的是，宋代这位几乎无名的何氏，虽然引用了王霸这条材料，但却没能扭转源自曹操的误解和误导。这是否跟曹操的名气有关呢？

　　进入20世纪，随着《孙子兵法》研究的日益普及、深入，《孙子兵法》中的这句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，也日益成为研究者关注和探讨的热点。据我在网上粗略地搜寻，得知有高锐的《孙子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“全胜”论新探》，文荣任的《从国家利益出发试谈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》，施芝华的《论孙子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全胜战略思想》，黄加林的《孙子的“全胜”战略及其国际关系理论》，任力的《春秋争霸与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》等文章。但这里我要特别提及的，是著名《孙子兵法》研究者郭化若将军。郭将军在《孙子兵法》研究中，从他的角度，对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提出了自己的疑问，并给予这句话一个“不现实”和“不切实际”的判断。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郭化若撰《孙子译注》）郭化若之后，吴如嵩、黄朴民先后以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为题，写过专门的文章。吴如嵩和黄朴民两位先生的文章，跟郭化若的文章之间，有一种逻辑关联性。简单地说，吴、黄两位先生都试图以某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，来回应郭化若将军的疑问，并对郭将军的判断作某种程度的扭转和矫正。具体地说，吴如嵩先生是把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跟《孙子兵法》的“全胜”思想联系在一起；而黄朴民教授则认为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不宜过分被认为是《孙子兵法》的核心和重要思想成分。在这里，我不得不说，三人之中，郭化若将军对于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理解，其实是最质朴、最直指要害，也最有价值的。郭将军从自己经历过的血与火的军旅生涯中，敏锐地感觉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某种“不现实”和“不切实际”。这既是出于一个人的经验本能，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。但郭老没有想到的恐怕是，问题不是出在《孙子兵法》，而是出在对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理解上。事实上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在《孙子兵法》中，无疑不仅是属于极为核心和重要的思想内容，而且是《孙子兵法》极为独特的标志性思想，——而非像黄朴民教授所说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非《孙子兵法》精髓所在，也不是《孙子兵法》的真切主旨。——也就是说，如果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有问题的，那就意味着《孙子兵法》的军事大厦，出现了重大的结构性和根基性问题，或者说前提性与结论性问题。这对《孙子兵法》这么一部世所公认的严谨、科学的军事著作来说，是完全不可接受的。因此，在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解释上，我们必须首先回到郭化若将军的疑问，或者说错误判断上来，而不是在一种似是而非的思路主导下，把这句话带向一个远离《孙子兵法》本意的泥沼境地。事实上，只要解答了郭化若将军“不现实”和“不切实际”的疑义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原意和本意，也就其义自见了。无需绕远。也无需为了矫正一个错误，却累积出更多的错误。

　　具体来说，对于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这句话，我们应抓住三个关键词。

　　 一是“兵”，兵在《孙子兵法》里，在不同的句子和语境中，有种种不同的具体语义。在这里，按本人的解释，兵当主要解为战斗力，包括战略（战争、战斗）意图和战斗意志。当然，古汉语有个特点，那就是往往一个字，同时含有多种语义，常有语义并存的现象，而且越古越是如此。（其实在非汉语系统中同样有这种情况，普通又普遍）。也就是说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兵字，除战斗力、战略意图和战斗意志等意思外，当然还含有军队本身的意思，因为战斗力、战争意图和战斗意志等等，主要来自于军队这个主体。但是，现今之人，往往把这个“兵”字简单、单一、在我看来是粗略地译为了“军队”。这样一来，“屈”字也就“顺理成章”地译为“屈服”了。

　　第二个关键词“屈”，这个拙作中有详细的叙述，这里就不重复了，有兴趣者请参看。（这里顺便插一句，我们现在回头看《后汉书》中王霸那个故事，“茂、建既不得战，乃引还营。”是出于屈服么？另外，曾选入中学课本的《墨子　公输》一文，也有屈字，（文中写作诎，《孙子兵法》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本中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屈字，也写作为诎。诎、屈可通用，亦都有表达屈服之意的用法），但在《墨子　公输》中，大家可以看看，那个诎字，　是不是表示公输屈服了。——公输最后是想杀了墨子。这完全不符合我们通常所说的屈服的意思。）　

　　第三个词是“不战”。我们今天很多人，把“不战”，简单地解释为不发生战斗，不通过战争，——曹操所谓的“未战”，影响不可小觑。——须知，在古代，具体地说，在先秦乃至两汉之际，所谓“战”字，是有特殊含义的，兹举例说明如下：

　　凡师，敌未陈（阵）曰败某师，皆陈（阵）曰战，大崩曰败绩，得俊曰克，覆而败之曰取某师，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。（《左传　庄公十一年》）

　　皆阵才能称为“战”。——当然，这个情况，也就是“战”的含义和用法在春秋时，已发生了变化，所以才会有鲁僖公二十二年泓水之战后，子鱼批评宋襄公说：“君未知战”。但有变化，不意味着“战”字的原意，刹那间就消失无影无踪了。

　　又《左传　昭公二十三年》记：

　　戊辰晦，战于鸡父。吴子以罪人三千，先犯胡、沈与陈，三国争之。吴为三军以击于后，中军从王，光帅右，掩余帅左。吴之罪人或奔或止，三国乱。吴师击之，三国败，获胡、沈之君及陈大夫。舍胡、沈之囚，使奔许与蔡、顿，曰：“吾君死矣！”师噪而从之，三国奔，楚师大奔。书曰：“胡子髡、沈子逞灭，获陈夏啮。”君臣之辞也。不言战，楚未陈也。

　　 打成这样，都可以说是“不言战”，可见对于“战”的观念和使用，先秦时期的人们有他们的时代特点。书写、记录的“不言战”，自然是反映和源于观念上的对“战”的理解、认识和界定。

　　另，《汉书　刑法志》中也有这样的句子：

　　故曰：“善师者不陈（阵），善陈（阵）者不战，善战者不败，善败者不亡。”……汤、武征伐，陈师誓众，而放擒桀、纣，所谓善陈不战者也。

　　成汤灭夏，周武伐商，都可以说成是“不战”，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，战没战呢？当然是战了！（《尚书》里甚至说“血流漂杵”。——当然，孟子说他不信。）

　　因此，对于《孙子兵法》中所说的“不战”，　我们就不能轻率地按照今天的字面意思，来简单地翻译成“不打仗”或“没打仗”。这样解释，就把本来涵义极为丰富、复杂、具体的“不战”，抽空了，抽象了，抽干了。让我们再想想王霸的那个故事吧。其实，还有一个事例，离孙武本人更近。

　　吴子问于伍员曰：“初而言伐楚，余知其可也，而恐其使余往也，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。今余将自有之矣，伐楚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楚执政众而乖，莫适任患。若为三师以肄焉，一师至，彼必皆出。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出，楚必道敝。亟肄以罢之，多方以误之。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，必大克之。”阖庐从之，楚于是乎始病。（《左传　昭公三十年》）

　　《左传》这段文字中没有提到孙武，这是另一桩公案，在此不表，但《吴越春秋》说这一段是跟孙武有关的，《史记》似乎也间接持此说法，如今学界多数学人似乎至少也是默认的。在上述《左传》这段文字之后的第六年，发生了著名的柏举之战。我想，再也没有比这个事例能更好地说明什么是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了。——柏举之战正式开打前，或者说，在吴攻楚潜、六地之前，吴楚两军之间，战还是没战呢？肯定是处于军事的对峙、磨擦、胶着、张力、消耗之中，但正式的战争，甚至战斗无疑并没有出现和开始，吴楚两军甚至没有真正的接触，何来“战”呢？然而，楚军就在这种状态中，被吴人给“屈”了。所以，才会有柏举之战，吴军千里奔袭楚都，楚军一败涂地，楚国近乎陷于灭国境地的结局。

　　其实，只要稍微用心留意，人们是很容易从诸如下象棋、下围棋，武术，体育竞赛，乃至商场角逐，以及一切有竞争性活动中，发现和领悟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丰富义涵。这个所谓“不战”的世界，其实复杂而具体，充满细节性和技巧感。它绝不像今人所想象的，只是一种空洞、抽象的所谓战略威慑（这种说法还相当主流，但你在王霸的故事里，能看到威慑么？），也绝不仅仅是区区“计谋”两个汉字所能涵盖的。

　　 最后，我想说明一下，我之所以花如许力气来重新解释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意思，一个主要背景和驱动，是由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所引申的结论和观念而挑起的。拙作《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涵义》已经说明，将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译成不战而使敌军屈服，导致了今人认为《孙子兵法》里含有和平主义的思想，即含有否定、取消战争的思想倾向。但在拙作中，并没有直接给出这一立论所针对的依据。现在，为了不让读者猜想或误以为我是不是无的放矢，我在这里，还是引用一段材料吧。

　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想，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孙子非常重视用政治、外交的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纷争，反对轻启战端。他认为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”“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。”可以说，孙子的学说也是争取和平的学说，对于今天处理国家间的关系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。大家知道，本世纪已经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，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当今世界，两极体制已经解体，国际战略格局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。迷信武力，恃强凌弱，甚至干涉别国内政，决不可能给世界带来和平。因此，正确认识和广泛宣传孙子的“安国全军”的思想主旨，无疑将给世界人民争取与维护和平、制止和反对战争的活动，增添有益的思想武器。中国有句老话：“自古知兵非好战”。它表达了中华民族酷爱和平、反对穷兵黩武、渴望天下安宁的共同愿望，也反映了东方兵学的思想境界。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。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今后强大起来了，也永远不会称霸。当然，我们反对战争，但决不惧怕战争。正像孙子主张的那样，“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之”。只有建立巩固的国防，国家安全才能有可靠的保障。我们今天来研究孙子，正是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理解战争与和平的相互关系，积极发展遏制战争的因素，创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，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。（在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）

　　这是一位中国军队领导人（或许应该说是军队前领导人？但这个应该不重要吧。）的发言。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话，并不是想对这份发言稿有何评议。事实上，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，领导的发言稿，虽说也会含有领导本人的意思在，但文稿本身，往往出自秘书班底。而秘书班底之所以会这么写，其实反应出《孙子兵法》的研究领域，或在更大范围的学界，大家是认可这种说法的。所以一份领导的发言，往往反应出学界的状况。因此，我引用这段文字，其实也就是瞄准月亮打星星。

　　另外，我要补充一句的是，从《孙子兵法》里读出和平主义，和平主义主题本身，毫无疑问是正确的。我所指出的只是，很遗憾，它很可能并非《孙子兵法》的原意和本意。这种对于《孙子兵法》的研究，因于现今的状况，而改变了《孙子兵法》的本意的情况，我把它称为“在高尚中扭曲，在扭曲中高尚”。当然，这又非《孙子兵法》研究所独有了。

　　最后，简要回应一下易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几个说法。

　　一，易先生说“所谓‘谋攻之法’，讲的就是攻城啊！”，这一点恕在下万万不敢苟同。关于本人对《谋攻篇》的看法，拙作中已有交待，兹不复言。

　　二，易先生文中提到拙作引用了黄朴民教授关于伐交的观点。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，我引用黄教授的观点，只是觉得黄文开始改变由来已久的把伐谋说成是政治，把伐交说成是在外交的一套旧说（我认为此说以军事科学院的《孙子兵法新注》为主要代表）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赞同黄教授对于“伐交”所做解释的观点。

　　三，关于“全国为上”那一段，这是个更大的问题了，此文完全无法展开细说。但有一个细节，我要稍稍纠正一下易先生，那就是对“国”字的解释。“此处之‘国’，也非今天所谓‘国家’，而是‘国都’，即‘都城’。春秋时代，诸侯的封域，叫‘邦’。邦，才相对于今天的‘国家’。”这里可能是易先生疏忽了，其实易先生只要翻一下《左传》，就会明白了，——不是易先生说的这样的。

　　最后，——真正的最后，我已经最了三次后，——易中天先生乃海内名望之士，国中无人不晓，然而对于网络上一位姓氏出处俱不甚了然的无名之辈，蓦然邂逅，竟能坦陈肺腑，慷慨相引，不吝美词，套用一句流行语说，为什么是易中天？由此观之，不亦宜乎？

　　再次真诚感谢易中天先生。

转黄坚就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回应易中天先生 is a post from: Goooger's blog - 古戈的博客

　　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是《孙子兵法》中的名言。这句话，过去一般都理解和表述为“不用发动或进行战争，就让敌人屈服、投降”。有人还把它和马谡的“攻心为上”、赵藩的“自古知兵非好战”联系起来，甚至认定孙武是主张和平主义的。

　　对于这种解释，我心里一直犯嘀咕。嘀咕的原因，是不理解这样重要的一句话，为什么会安排在《谋攻》篇。我们知道，《孙子兵法》的结构，是从战争的策划和预谋开始，一直讲到火攻和间谍。这两个，一个最“残忍”，一个最“卑劣”，都没有和平主义所必须的人道精神。实际上，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，从头到尾都在讲战争，讲打仗，没有一篇讲“反战”。其中前三篇，对应的正是当时战争的三个阶段──庙算、野战、攻城，李零先生称之为“战争三部曲”（《兵以诈立》）。如果孙武是赞赏“不用发动或进行战争，就让敌人屈服、投降”的，就应该再写一篇《不战》或《非战》，而且放在卷首。第一句话，仍然可以是现在的第一句──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”。然后分析战争的种种不利，比如成本高、风险大等等（这些内容《孙子兵法》中都有），然后再提出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，为什么要在讲攻城的《谋攻》篇说呢？

　　接下来那句话，也很可疑。在“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之后，孙武说什么呢？他说“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，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”。这句话，也应该放在《不战》篇呀（如果有这一篇的话）！而且那次序，似乎也应该是“上兵伐交，其次伐谋”才对。也就是说，先搞外交，再搞阴谋（比如和平演变）。实在不行，就开打。

　　这些问题，我一直想不通。

　　最近，在“天涯社区”的“关天茶舍”读到一篇文章，让我茅塞顿开。这篇文章的题目，叫《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涵义》。作者署名“洛克”，发帖网友为“小园香径长”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作者运用校勘学中的“本校法”，得出一个结论──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“屈”，首先应作“短缺”或“不足”解。也就是说，在攻城之前，先让敌人的军事能力（包括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）严重短缺，根本无力抵抗。接下来，就有可能实现“不战而胜”的目标。但要说清楚，这个目标，只是攻城阶段的战术目标。至多，也只是战役目标，绝非战略目标。

　　这样一说，就明白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这句话，为什么会在《谋攻》篇了。同时也就不难理解，紧接着这句话，孙武为什么会说“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”云云了。因为他的意思，就是“攻城之法，为不得已”。为什么？因为攻城的成本太高。李零先生的说法，叫做“野战是吃肉，攻城是啃骨头”。何况到了攻城阶段，敌人已无路可退，很可能会拼死一战。困兽犹斗嘛！所以，这个阶段，最好是智取。其次，是谈判（洛克先生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黄朴民教授的研究，把“伐交”解释为“观兵”，即耀武扬威，也通）。再次，是把敌人诱出城来，歼灭。最不好的，是硬攻。硬攻的结果，得到的很可能是一座死城和世代的仇恨。

　　更何况，硬攻，也不一定攻得下来，自己的损失倒有一大堆（《孙子兵法》有具体而详尽的描述）。因此孙武说：“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毁人之国而非久也，必以全争于天下，故兵不顿而利可全，此谋攻之法也。”所谓“谋攻之法”，讲的就是攻城啊！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这句话，放在讲攻城的《谋攻》篇，正合适啊！

　　由此可见，孙武根本就不是什么“和平主义者”。《孙子兵法》，也没什么“反战主张”。该书的主张是：打，要打，必须打。剩下的问题，只不过“怎么打”。《孙子兵法》，就是一部讲“怎么打”的书，即不折不扣的“兵书”。

　　想通这一点，要感谢洛克先生。

　　另外，洛克先生将《孙子兵法》的思想主脉，概括为“仗不能随便打，要打就得打赢，打赢不能成惨赢”这样三句话，我也很赞成。

　　不过，洛克先生认为，孙武所谓“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；全军为上，破军次之”云云，要保全的，是“我国”、“我军”，不是“敌国”、“敌军”，这一点我不同意。第一，《谋攻》篇讲的是攻城。春秋的战争，攻城在野战之后。所以《孙子兵法》的次序，是先讲庙算（《始计》篇），再讲野战（《作战》篇），再讲攻城（《谋攻》篇）。野战的地点，多半在两国交界处，所以叫“疆场”。到攻城阶段，双方早就不在“疆场”，“我军”也早已深入“敌境”，而且到了他们的心脏部位，根本不存在保全“我国”的问题。第二，此处之“国”，也非今天所谓“国家”，而是“国都”，即“都城”。春秋时代，诸侯的封域，叫“邦”。邦，才相对于今天的“国家”。所以孔子的说法，是“邦有道，则知；邦无道，则愚”。这里的邦，就是国家。国，则是都城，是邦的中心。当然，邦和国，这两个字，也有混用的。汉代为了避高祖的名讳，把许多古书的“邦”，都改成了“国”。所以《孙子兵法》的“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”，原文究竟是“全国”，还是“全邦”，也不能肯定。但是，《谋攻》篇毕竟是讲攻城的。则此处所谓“国”，就应该是“国都”，即“都城”。谁的都城？当然是敌人的。兵临城下的，是“我军”嘛！

　　那么，所谓“全国为上，破国次之”，如何解释？我认为，这里的“全”，可以理解为“完整”。因此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：攻破这座城市，活捉或杀死其国君，是下策。让他们举城投降，让“我军”得到一座完好无损的城市，才是上策。这不是洛克先生讥笑的“维和”，而是真正的“全胜”。

　　其实，在孙武那里，所谓“全国”，恐怕从来就不是发慈悲。作为伟大的军事家，他也绝不会愚蠢到把战争看作慈善事业。所以，一旦不能“全国”，多半还是要“破国”的。只不过，那是下策，是不得已。为什么？不合算。实际上，正如洛克先生所指出，《孙子兵法》通篇贯穿着危机意识和成本意识，“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”被反复强调（《九地篇》和《火攻篇》）。主张在攻城阶段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，主张“全国为上”，正是这位“精算师”精密计算的结果。他要的，仍然是“产出投入比”和“效益最大化”啊！

　　当然，有一个问题，洛克先生问得也很好，那就是在说完“全国”之后，为什么还要一路不惮繁缛地从军说到旅，从旅说到卒，从卒说到伍？怎么着，也用不着婆婆妈妈“碎嘴”到这种地步吧？这个问题，我也没有想通，诚望大方之家赐教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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